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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与身份政治:晚近叙事的缘起与演进
发布时间:2022-02-25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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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摘要:围绕现代国家的主题,亨廷顿与福山在研究上具有显着的内在关联,二人通过继续托克维尔的国家观,确立了晚近身份政治的叙事传统。亨廷顿前期较关注政治秩序厘革之际身份诉求与国家整合的“显性”张力,后期则聚焦对国家的文化认同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创设了“隐性”、“灰心”的身份政治危机命题。此“灰心”态度与福山前期的所谓“乐观”有所差别,福山后期则以更为辽阔的历史社会学视域富厚国家的“显性”内在,诠释身份政治危机的缘起,并认为克化危机的方式在于对身份举行合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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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现代国家的主题,亨廷顿与福山在研究上具有显着的内在关联,二人通过继续托克维尔的国家观,确立了晚近身份政治的叙事传统。亨廷顿前期较关注政治秩序厘革之际身份诉求与国家整合的“显性”张力,后期则聚焦对国家的文化认同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创设了“隐性”、“灰心”的身份政治危机命题。此“灰心”态度与福山前期的所谓“乐观”有所差别,福山后期则以更为辽阔的历史社会学视域富厚国家的“显性”内在,诠释身份政治危机的缘起,并认为克化危机的方式在于对身份举行合理定位。

福山试图由此联接亨廷顿前期“显性”考察与后期“隐性”聚焦的““断层””,然而这种实验无法解决因文化守旧主义导致的困窘。在围绕现代国家的研究上,从亨廷顿到福山形成了呈内在递进关联的叙事脉络,即探讨现代国家与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之间的关联。亨廷顿与福山均着重诠释社会成员身份对现代国家的形塑,在叙事上存在继续与深化的关系。亨廷顿的叙事重心实现了从关注转型时期社会成员认同与政权整合关联的“显性”主题,到关注美国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与社会成员身份张力的“隐性”聚焦,最终确立了“灰心”倾向的身份危机命题,由此被认做“文化守旧主义”且广受诟病。

这与其门生福山受到诟病的“乐观”的前期论调显着差别,福山后期试图统合亨廷顿前后期“显性”与“隐性”的叙事“断层”,将身份观点置于辽阔的历史社会学视域和更为富厚的现代国家场景中。福山认为成熟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有效回应尊严诉求、克化不满密不行分,故而其焦点要素在于对身份的合理定位。

以此为契机,福山试图修订前期的“历史终结论”[1]。对于现代国家的探讨,在亨廷顿与福山围绕身份政治的叙事中可见一斑,配合印刻出历史社会学的内在逻辑与叙事困窘。一、奠基:“自下而上”的国家观与“显性”诠释2018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身份:对尊严的需求与怨恨的政治》为代表作,确立了他对现代身份政治的基本叙事框架。

福山认为,尊严与怨恨,作为围绕身份诉求与不满所发生的社会意态,终将显现于政治运动当中。“在五十年以来或者说全球化历程中发生的经济不平等是诠释今世政治的主要因素的同时,经济上的伤痛变得日益具有尖锐性,因其伤痛实则属于是自尊受挫和缺乏其他社会成员尊重发生的心态”[2]。

从其叙述中可知,福山认为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不平衡心态实则是围绕自我对身份的感知和社会对于身份的认同落差发生的结果,而社会场景中的心态,足以诠释政治运动中的张力。只管坐标定位为全球化的今世社会,然而福山从未放弃他恒久坚持的观点,即现代国家。福山曾言,“20 世纪政治的一个很是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国家的规模应当有多大和国家的气力到底应该有多强争论不休”[3]。

对此,他试图诠释社会成员表达诉求、寻求认同的一系列社会现象,“自下而上”地从社会场景中考察身份政治与现代国家的关联[3],即认为社会诉求“自下而上”地影响和塑造现代国家。此国家观源自于19世纪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的考察,以社情民意作为秩序重组与政权更迭的基石[4]。这一点在托克维尔的叙述中有较为清晰的出现,现代国家确立的社会基础在于“豪壮而正当的激情,在鼓舞人们同意大家都强大和受到尊敬”[5]。

托克维尔认为正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塑造了现代历史上一切重要现象,最焦点的即是现代国家的降生[6]。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做出了著名的论断,“如果我们把社会成员的来源都查得一清二楚,对他们历史的最初遗存举行考察,那么,我可以肯定,我们一定会从中发现他们的习惯、偏见和主要情感,甚至是最终组成所谓民族性的一切主要原因”[5]。

只管没有直接、明确地塑造出晚近所谓的身份观点,然而托克维尔围绕民族特性的叙事成为晚近身份政治观点中不行缺失的内在。在晚近叙事中,身份可明白为持有一定文化理念、语言规范的阶级、民族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和政治运动中的显现[7],故而托克维尔作为晚近身份政治叙事的奠基者当之无愧[8]。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考察,深刻影响了晚近身份政治研究。若寻找传承托克维尔传统的晚近传承者,那么需首先直面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如果将亨廷顿后期对坚持新教伦理、英语语言的社会成员身份与文化价值层面的国家认同关系的叙述作为身份政治研究的重要节点,那么其前期对转型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考察应被视作后期的叙事铺垫,因为亨廷顿前期重点考察了社会成员在政治到场中对政治秩序的认同感。如彼得等人认为的那样,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乃是“开拓性的国家中心主义著作”[9]。亨廷顿曾如此归纳政治秩序厘革之际的张力逻辑,“社会发动/经济生长=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念头会=政治到场;政治到场/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10]。

亨廷顿认为社会颓丧感缘于心态的预期与资源定位的不平衡,颓丧感与社会流动契机并存会催生政治诉求,政治诉求与国家整合则往往易于失衡。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家与身份两个观点只管并未高频、直接泛起,然而将国家因素纳入身份变迁中的逻辑已很是显着,即“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水平”[10]。亨廷顿前期关注的工具实质上是围绕政治秩序转型的“显性”现象,诠释转型社会中成员诉求的样态和国家政权应如何整合方能制止其所言的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即政治秩序失效的现象[10]。

亨廷顿认为的政治衰朽,即是国家政权“自上而下”设置的政治制度无法整合社会成员“自下而上”政治到场的寄义领域。在他看来,无法整合的背后是身份诉求与实际身份定位的落差,以及由此发生的超出政权掌控规模的表达。从中可见,亨廷顿前期传承托克维尔叙事传统的做法可谓实现对晚近历史社会学的奠基。

依据亨廷顿的叙述,“一个社会所到达的政治配合体水平反映着其政治制度和组成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10]。在亨廷顿前期的叙事中,政治秩序背后实则是社会整体迈向现代化的庞大、动态的变迁历程。不难看出,比“身份”语词更高频率泛起的是“政治到场”这一前期的关键词,然而亨廷顿所具有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论使政治到场并非伶仃于社会场景的词语,而是要将政治现象置于社会场景中,这正是托克维尔式“自下而上”国家观的体现。托克维尔考察北美社情民俗与现代国家建构关系的气势派头,在亨廷顿前期体现为诠释社会厘革中身份变化发生的诉求与国家整合的张力。

至此,亨廷顿前期对于现代国家与身份政治的考察基本出现出清晰的轮廓,即聚焦社会厘革场景中外在、“显性”的张力。二、转换:“隐性”的国家认同与命题创设以文化为坐标,亨廷顿后期确立起较为成熟的身份政治观点,且试图诠释文化价值层面的今世美国国家认同与身份危机。

只管文化价值层面的诠释为晚近身份政治叙事提供了新的视域,然而此实验并非亨廷顿首创,需从托克维尔那里寻找缘起。托克维尔曾表达出对于美国国家建构的焦点论断,“在美国,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种看法,任何一项执法,甚至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能很容易地从这个国家的起源中找到解释”[5]。托克维尔将美国的国家起源诉诸文化、语言层面的纽带,即“语言的纽带,或许是能够将人们团结起来的最有力的和最持久的纽带”[5]。

在他看来语言文化价值层面的认同是美国社会形成配合体的机制成因,此机制则“自下而上”地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认同。若仔细比力,亨廷顿后期的叙事与托克维尔有所类似,因为亨廷顿后期的焦点坐标不再是前期重点关注的外在、“显性”的政治到场观点。通过对托克维尔“自下而上”的、关注社情民意、聚焦文化语言的叙事传统的继续,亨廷顿将自身后期对身份政治的诠释与文化价值层面的国家认同契合在一起,出现出显着的叙事转向。

他关于身份政治的详尽阐释发生于其最终论著中,如亨廷顿所言,“种种身份/特性之间的关系是庞大的……但宗教身份很难有双重的,一小我私家无法声称自己既是穆斯林又是天主教徒”[11]。若将此论断置于思想史中考察便可发现,亨廷顿一方面承接了托克维尔对美国国家共识与社会成员身份定位“自下而上”的考察、预测,另一方面为福山等后续的继续者提供了成熟化的晚近身份政治观点。从文化价值层面的考察中,亨廷顿明确地阐释了现代国家中的身份危机命题,即21世纪美国正面临围绕国家认同的、由身份异质性、共识基础弱化导致的逆境。

对此,他孜孜不倦地叙述了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移民带来的诸多影响。只管肯定了移民对于美国社会财富的孝敬,然而他提出了一个极具忧虑的观点,即“解构美国”[11]。亨廷顿认为对于美国的解构实质在于“解构”对现代国家文化价值层面的认同,或者说是移民人口在身份上不再将国家“想象”为一个配合体。

在他看来,移民人口已然形成了可能颠覆美国原有身份定位的“亚民族”,或者说是“国民语词以下的身份”[11]。亨廷顿认为外在化的财富与经济孝敬难以抵消内在化的“想象破灭”,而这种文化、语言、宗教层面的想象正是身份危机的焦点逻辑。亨廷顿认为近期的危机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移民人口身份异质性对于共识基础的挑战,即穆斯林等非英语、非新教身份的泛起[11]。

他谈到,“2001年‘9.11’事件引人注目地使国民身份/国家特性重新受到重视”[11]。与其门生福山一样,亨廷顿后期叙事试图以历史社会学方法,去诠释美国现实场景中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与其担忧生长中国家的“显性”张力,不如反思美国自身在国家认同上直接、迫切却更为“隐性”化的逆境[12]。

不难看出,亨廷顿晚期已从对生长中国家的学理聚焦,转向了对美国社会现实危机的切身担忧[13]。现实的危机,则需从“隐性”的文化价值层面去分析,然而这种文化观点只是历史演进历程中的某种变化效果,其踪迹是可考证、可追寻的。可考证、可追寻,意味着国家认同的文化价值层面是可以在影象回溯中被肢解的工具。

亨廷顿在此借鉴了本尼迪克·安德森的看法,或者可以说亨廷顿在对21世纪美国社会的考察中得出了与安德森配合的结论,即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莫过于由语言、宗教所“想象的配合体”。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印刷术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配合体成为可能”[14]。这一点在亨廷顿的后期作品中有直接的体现。

亨廷顿表现了对于安德森论断的赞同,即“国家是一群想象出来的群体,更详细说,是一种存在于影象之中的群体,一种具有想象获得的历史群体,由它的历史影象予以界定”[11]。国家认同既然属于文化的领域,同样也会因为语言、宗教的变迁,从而发生深刻改变,背离原初的“想象”。亨廷顿由此展现出两重维度的转变,一是完成了从对“显性”张力的关注到对文化问题的“隐性聚焦”[15],二是从关注生长中国家的政治秩序转化为担忧美国自身的身份政治危机。

这两重转变配合聚焦于其最终作品中,使之叙事最终定格于文化价值层面的国家认同与身份政治,也使之遭受诸多研究的猛烈批判。品评者认为,从亨廷顿对于“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太过执着袒露出他对于异质文化的恐慌和恪守“盎格鲁—新教文化”焦点性的狭隘[11]。根据亨廷顿自身的说法,他的最终作品“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始终处于中心职位”[11]。无论如何论争,可确认的是亨廷顿怀着所谓“民族国家懦弱性”的忧虑在最终作品中正式确立了围绕晚近身份政治的叙事。

三、论争:叙事“断层”与两种论断针对品评言论,亨廷顿一再表现,自己并非强调“盎格鲁—新教的人重要”,“强调的是盎格鲁—新教的文化重要”,然而其守旧态度正是充实展现在此类辩解中[11]。在他看来,美国国家认同的共识基础正在于此种类型的文化对于美国社会成员的身份界定,使美国社会成员完成了某种政治社会化的历程,从而维护在现代历史演变中最终形成的由语言、宗教所配合塑造的所谓共识,以之作为自身身份的焦点。

一言以蔽之,亨廷顿后期关于身份政治的“遗产”可解读为略显“灰心”的身份危机命题。无论他本人如何辩解,其文化守旧主义倾向已在此命题中袒露无遗。亨廷顿以“隐性”的、文化价值层面的现代国家与身份政治为基本坐标的诠释可明白其叙事的最终归宿,然而这类叙述在逻辑上存在较为显着的“断层”。

此“断层”在于前后期变化之间的衔接之处,即文化价值层面的论断是否具有厚重的现实感,是否具有“显性”的现代国家场景得以支撑?亨廷顿对身份危机论断之初衷具有浓郁的现实呼吁性。然而若仔细考察其后期叙事,现实感或许略有不足。

既往对亨廷顿的品评几多具有一定合理性,即其最终作品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恐慌的态度、一种对现实场景的呼吁。只管亨廷顿一再强调历史演进的基础性功效,然而受制于后期文化守旧主义倾向与现实政策咨询的叙事态度,他在最终作品中对历史演进的叙述远非一种成熟化的叙事,这个遗憾为晚近历史社会学留下了得以探讨、深化的空间。在亨廷顿与世长辞之后,其文化价值层面的隐性聚焦与前期显性关注的“断层”统合成为晚近历史社会学急需负担的任务。

故而可将视角转移到福山对现代国家与身份政治命题的继续。与亨廷顿相类似,福山亦履历过前后期的逻辑转换,然而若仅凭“历史终结论”(end of history),福山无法实现如亨廷顿那样在学理诠释上的庞大成就,亦难以弥合亨廷顿前后期的“断层”。

既往研究较多聚焦于前期福山与后期亨廷顿的配合点,即文化守旧主义的倾向,然而众所周知“历史终结论”无论是学理诠释还是现实支撑均显得尤为不足[16]。无论是因复制尼采、黑格尔观点所体现出的索然无味[17],还是21世纪美国现实场景中的危机使之难以自圆其说,“历史终结论”终究与所谓“盎格鲁—新教文化”一样广受诟病[22]。

除文化守旧主义的配合点之外,“历史终结论”对福山与亨廷顿逻辑联络的唯一意义在于,二者确立了围绕现代国家的两种相距甚远的论断。此两种论断在于亨廷顿后期略显灰心的预测与门生前期截然差别的乐观判断。所谓“灰心”与“乐观”之分野,可见于亨廷顿自身的表述,他与福山的预测险些形成了“欢欣而和谐”与 “我们和他们”的两种截然差别的趋向[18]。

亨廷顿表现关于“欢欣而和谐”,“受到最广泛讨论的对此模式的论述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命题”[18],而他自身阐释的则是“我们和他们”的略带忧虑、灰心情结的预测。从国际视野的“文明冲突论”到“盎格鲁—美利坚”文化主导下的美国国家认同的提出,亨廷顿在最终确立身份政治叙事体系的历程中,稳定的是忧虑的心态和消极的论断。

相反,福山的“欢欣而和谐”则是对“普遍的同质国家”的预测。与亨廷顿担忧的异质化身份“解构”文化价值层面的国家认同差别,福山前期认为美国主导的话语终将驯服差别身份的诉求[19]。围绕乐观的“同质国家”及灰心的“懦弱的民族国家”,前期的福山与后期的亨廷顿均以恪守“盎格鲁—新教”文化为前提,却得出了截然差别的两种论调。

一方面,“乐观”的福山部门肯定了亨廷顿前期的考察,认定社会转型时期的稳定性有赖于围绕国家政权的某种共识,在此其引用了亨廷顿的经典叙述,他表现正如亨廷顿所言,“每个国家的公民和他们的向导人,对社会公益和他们的政治配合体赖以驻足的那些传统,都有配合的看法”[19]。另一方面,此引用却并非福山的逻辑主线,而是基于20世纪后期国际场景变迁对现代国家举行重新叙事的铺垫。福山认为文化价值层面的所谓“普遍同质国家”终将泛起于“历史终结处”[19],然而在此之后其“乐观化”论断发生了自相矛盾的内部变化,这亦是福山修补亨廷顿““断层””的开始。

变化的节点在于福山开始聚焦对现代国家的诠释。依据福山本人提出的词汇,那即是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此观点传承于“找回国家”学派且在福山后期文本中高频泛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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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契机,福山展开了一种新的趋向,那即是对美国自身现代国家能力的怀疑。他认为美国缺乏现代国家应有的强大的发动能力,这源自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建构传统,即对权威的太过怀疑、敌视[3]。不难看出福山在此实现了与亨廷顿前期相近似的叙述,亨廷顿在叙述现代政治转型之时,曾将“权威的合理化”作为现代政治首要的准绳,他将现代美国的国家权威定位于近似英国中世纪“都铎政体”那样较弱的、受到担忧的存在,然而福山提出此看法的初衷早已不仅像亨廷顿前期那样聚焦于生长中国家的政治转型,而且更关注美国弱化的国家发动气力可能带来的政治秩序失灵。

在福山看来,政治秩序失灵的原因正在于缺乏强大有力的国家建构。如果说福山在《国家建构》中只是开端比力了各国国家能力的强弱,那么2010年之后金融危机的治理逆境使他开始直接对美国自身的国家建构问题表达出强烈的焦虑。

按福山的说法即是“衰败的美利坚”(America in decay)。《衰败的美利坚》一文极具历史社会学气势派头,回溯了美国19世纪以来源经各种场景厘革所确立的现代政治秩序,将之前行之有效的秩序看作是在21世纪阻碍强有力国家建构的原因[21]。美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家能力没跟上”,缺乏统一发动资源能力的国家无法真正适应社会场景厘革,亦无法有效应对场景厘革中的身份诉求,“即政府被各路精英们黑暗操控,不再真实的反映公共的利益诉求”[21]。福山在叙述政治衰朽之时并未直接提及身份政治,然而他对美国国家建构与政治衰朽的诠释可解读为他最新作品中叙述身份危机的前奏与铺垫。

福山诠释的政治衰朽,正是亨廷顿前期相应观点的延伸。他赞成了亨廷顿所言的“政治秩序也会走向衰朽”[20],与亨廷顿差别的是,政治衰朽内在已转为美国自身的国家建构弱化问题。如果说在亨廷顿那里走向衰朽的政治秩序意指国家在现代转型中对身份诉求的整合失灵,那么福山在叙述身份政治之前重点要突出的则是强大发动能力的现代国家的重要性。

福山认为亨廷顿一再强调的“权威的合理化”已成为美国国家建构中的症结。福山将亨廷顿对生长中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担忧转移到美国社会的场景中,由此开始了统合亨廷顿前后期“断层”的关键步骤。此步骤在于富厚国家建构的“显性”内在,为诠释身份政治的缘起奠基了更为辽阔的历史社会学视域。21世纪以来福山不再纯粹基于西欧场景评判现代国家生成,他认为拥有强大发动能力的国家政权应最早发生于中国,而“在欧洲,拥有庞大规模的军队、征税能力和一整套有能力对辽阔的领土行使主权的权要机构的现代国家,其历史要近得多,至今只能追溯到是五百年前的法兰西、西班牙、瑞典三个君主国的建设”[3]。

基于此逻辑,福山开始修订前期所谓“普遍的同质国家”的断言,并将历史社会学的视域进一步贯串到更为多元的非西欧国家中。此逻辑在2011年之后的现实危机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延伸,福山痛定思痛,淡化对“历史终结论”的执著,从而追溯更为久远的现代国家历史,并以贴近亨廷顿的忧虑论调开始反思美国社会。

追溯现代国家历史从而反思现代国家的认同逆境,可谓亨廷顿提出却未完成的任务。2011年到2014年,福山先后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中勾勒了现代国家生成逻辑与现实样态的全景图像,并充实展示了与亨廷顿间的藕断丝连。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序言中福山绝不避忌自身写作的两种目的,一是“源于我的恩师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请我为他1968年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拟写新序”[22],二是“现实世界中国家过于单薄和最终衰败的问题”[22]。福山的叙述尽显对亨廷顿逻辑的回应与对现实感的重视。

以此为契机,福山后期试图以更为富厚的国家建构观点在历史缘起中统合亨廷顿前期显性的“政治秩序转型”与后期隐性的“懦弱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转换与“断层”。四、演变:现代国家的身份危机缘起与克化在对“断层”的统合性实验之中,福山“乐观”的心态亦逐渐转为焦虑。其与亨廷顿在最终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论断逐渐相互吻合。

陪同着统合“断层”与论断转换,福山亦由此逐渐淡化“历史终结论”的空洞论调,转而逐渐确立起更为辽阔的历史社会学视域。只管在2014年《衰败的美利坚》《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后期两篇重要作品中,对身份政治的诠释并非重点,然而福山后期的叙事因围绕国家建构的观点解读而日益“丰满”,现实感获得了提升。若按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文化价值层面的国家认同与身份政治关联不应止步于某种看法性的论断。福山的做规则可视作对亨廷顿后期正式提出却并未最终贯彻的、以现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脉络诠释身份政治缘起与危机的思路加以成熟的实验。

在实验中福山对于身份给出了两重的界定,划分是尊严的诉求(demand of dignity)与怨恨的政治(politics of resentment)。福山以此作为他最新作品的主题,命名为《身份:尊严的诉求与怨恨的政治》[2]。

福山认为身份的内在实质在于社会成员在理念上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对于其主体职位的价值界定,无论是诉求尊严还是以怨恨为心态的政治运动,皆属于现代社会变迁当中价值理念生成、变迁的领域。“与物质上的小我私家利益同样重要的在于,人类的行为亦会被其他的念头所推动,此念头可解释当前阶段一些全异的现象,这或许可称作为怨恨的政治”[2]。福山认为,怨恨的政治实则缘起于对于尊严、认同的诉求心态。

因为当此种诉求心态受到扭曲、羞辱以至于获得与预期较大反差的分配时,不满以致怨恨方能滋生[2]。为了佐证此逻辑,福山试图驳倒古典经济学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他断言“问题在于经济理论对于某一层面险些不具备预见力,即偏好并不局限于物质利益,如追求收入和财富”[2]。福山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局限性在于仅诠释外在、“显性”的经济利益,其遮盖了人类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生长变迁当中的文化要素。在福山看来,一切“自下而上”影响现代国家的社会运动,均受到文化价值的促动。

如他所言,“相较于仅追求经济利益的社会成员而言,受羞辱的群体追求的尊严包罗更多的情感分量”[2]。为了剥离经济利益的“显性”外表,福山进一步佐证道,既往研究所明白的经济念头并非对款项财富和物质资源的直接反映,相反,款项实质反映的工具莫过于“社会职位的烙印和对尊重的购置”。不难看出,这是福山统合“显性”的身份定位与“隐性”的身份诉求的体现。

在此统合中,亨廷顿后期所遗留的““断层””终于获得了弥补。在弥补历程中,福山试图以更为富厚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论,予以身份更多层面的现实感。

在最新作品中,福山既没有放弃对文化价值层面的聚焦,亦没有放弃对现实场景中发生要素的考察[2]。可以这么明白,他所孜孜以求的在于完善亨廷顿后期所提出却没有贯彻的、基于历史社会学的现实感考察身份政治文化价值层面的任务。在此作品中,福山回溯了各国自20世纪后期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包罗生长中国家贫困率、儿童死亡率的下降等,然而亦直截了当地指出此变化“并未惠及每一小我私家”[2]。

基于对现代社会生长变迁的考察,福山试图今后类“并未惠及每一小我私家”的、不平衡的结构变迁之中,寻觅身份政治的社会泉源,又最终聚焦于文化价值层面的内在与作用。与亨廷顿后期一致,福山重点披露了美国等蓬勃国家自身的问题,表达了考察身份政治与此之前提出的美国国家建构中政治衰朽观点之间的联系。在福山看来,身份政治在美国社会现实场景中的问题正是源自于美国国家发动能力的不足,从而导致政治秩序的衰朽问题,他表现“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前,我已断言美国的政治秩序正在衰朽,因为其国家政权正逐渐被强大的利益团体所俘获,且被锁定在僵化的、难以自我厘革的体制怪圈中”[2]。

只管不清除福山作品中偏重于现实咨询的特质,然而其身份研究的学理性较亨廷顿的最终作品更为显着,这来自于福山对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忠实贯串。福山身份危机主题的诠释是建设在诠释美国国家能力缺失导致政治衰朽的基础之上。

在身份危机的主题的孕育中,现代国家一直是在场的词汇。福山对身份危机的叙事并未脱离托克维尔以来“自下而上”的国家观传统[22]。

在他看来,此危机实质在于文化价值层面的尊严认同落差所导致的面向国家政权的怨恨问题。缺乏国家发动能力,将会导致难以有效地震员、整合国家内外部资源投入政治秩序的自我调适以及社会结构的重组,从而致使“自下而上”的尊严诉求难以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获得满足,而尊严诉求的难以满足则将发生身份预期的落差与怨恨的积累。福山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作即是新旧友替中尊严诉求的体现,而当前各国尤其是美国同样面临此类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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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蓬勃的民主国家中,不公正以惊人的速度扩散”[2],福山认为国家能力失效、尊严诉求与怨恨的政治运动实则组成了美国等诸多现代国家的“死循环”。在对“死循环”的考察中,福山逐渐完成了相较亨廷顿前期诠释的两种演变。一是将场景演变为亨廷顿后期同样关注的美国社会。

二是将亨廷顿前期更为关注的、“显性”的政治秩序厘革逻辑,转换为更为隐性的文化价值层面问题。关于前者,与亨廷顿一样,福山对21世纪以来的美国国家问题充满担忧,他认为特朗普的施政做法终将加剧美国政治秩序衰朽,无法真正促进国家能力的自我调适,更遑论对身份诉求的回应与整合。

福山认为特朗普莫过于“政治衰朽的产儿,亦是政治衰朽的孝敬者”[2]。关于后者福山一方面坚持文化考察,另一方面则比亨廷顿更为紧扣美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场景,他认为特朗普使用尊严诉求的不满情绪试图重塑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莫过于极端化的民粹主义的谬妄逻辑[2]。

福山在此试图向亨廷顿后期的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靠拢,却大有差别。差别在于对“盎格鲁—美利坚”文化的态度。

很显着福山后期在对政治衰朽和对此起彼伏的身份诉求的考察中已无心执着于“民族国家的懦弱”,更无心提倡所谓“同质国家”的“乐观”论调,在他看来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已不再是维护所谓美国社会成员身份的基石,反而成为文化守旧主义者使用身份诉求的尊严落差与怨恨积累哗众取宠和加剧政治衰朽的原因。福山认为特朗普重塑民族主义的做法只会使海内一系列治理逆境“更糟糕”[2]。

在他看来,真正值得担忧的并非是否需要坚持美国在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换言之身份危机的泉源并非文化层面的所谓“解构美国”,而是各方社会势力均使用国家认同表达偏执的身份诉求,使“显性”的现代国家在发动能力上受到弱化。身份一词已成为多元化社会思潮赖以存在且面向现代国家孕育不确定行为的文化基点[2]。福山对于文化基点的考察未止步于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短暂变迁,而是面向世界场景中更为久远的现代国家生成历史。

福山将文化层面国家认同与身份政治关联的历史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发作的18世纪、德意志古典哲学陪同市场生长、工业革命而充实孕育的19世纪,将世俗民族国家的生成逻辑定位于对身份的追求,即对尊严的合理界定。如福山所言,“他们(诉求国家文化认同层面的身份观点的社会群体——引者注)将群体尊严的诉求作为质询社会的内容,对他们进而接纳的政治运动,我们冠以民族主义或是伊斯兰主义的标签”[2]。福山认为“自下而上”地面向国家政权的身份表达与现代社会相伴相生,此逻辑在美国和中东国家同样适用,美国在国家建构与政治秩序的自我调适中,需认清此逻辑,并合理定位身份。

在福山看来,合理定位身份是身份政治叙事的最终归宿。福山在此与亨廷顿后期一样贴近安德森“想象中配合体”的叙事思路,却不强调“想象”的重要。其目的是试图凸显身份的意义,却打破民粹主义的偏执“想象”,强调合理定位身份的重要性。福山认为,无论是宗教革新以来对于身份的富有浪漫主义情结的民族国家的“想象”,还是19世纪以来追求尊严认可的社会运动,均需挣脱对身份太过的执著从而引发的现实场景的过激行为。

福山评价道,“身份可被用于分散,亦可被用于融合”[2]。不难看出福山更为强调的是融合,而非文化守旧主义的排挤。在差别于亨廷顿的结论中,福山开始寻求合理定位身份的路径。

很显着,此路径不在于文化守旧主义的“想象”与排挤,而是美国国家认同领域之外的其他逻辑。克化的逻辑缘起仍然得益于历史社会学视域之下现代国家观点的富厚。福山依托历史的回溯,开始寄托于中国等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之时对身份的合理定位,并寄托于技术生长对身份诉求的解决。他试图关注如何以整体化、发动化的方式依托信息技术革命优势、权威化的统一整合人口诉求,淘汰其偏激表达对现代国家的损害。

在“乐观”立论时信心满满的福山,不得不在后期多次认可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取得的成就[2]。作为学理阐释的结果,福山的最终作品并不外分强调身份危机克化的详细路径,而是强调一种逻辑,即通过广袤的现代社会演变脉络的考察,从而诠释现代国家框架内身份危机的缘起与克化。在这一历程中,福山最终以身份一词为落脚点,完成了对“断层”的逻辑统合。福山后期认为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与身份危机莫过于“自下而上”的尊严诉求与不满在政治上的话语塑造。

据此逻辑亨廷顿式“解构美国”的威胁乃是社会场景变迁中的现实张力在语言文化宗教问题上的浓缩。如福山所言,“理念对于明白民族主义的兴起故而重要,然而经济与社会变迁同样在发挥重要作用”[2]。一方面,唯有着眼于文化价值层面,方能聚焦身份诉求与现代国家张力的内在成因。

此张力缘起于现代社会结构变迁,平衡张力的标识则最终体现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现实感乃是亨廷顿后期“懦弱的民族国家”所应基于的视域。福山对“自下而上”的身份诉求与现代国家能力单薄的叙述,回应了亨廷顿后期的身份危机命题,并在对身份缘起与克化的脉络梳理中试图化解亨廷顿后期所谓的担忧。

五、结语:““断层””的统合与叙事的困窘通过对“断层”的实验性统合,福山力图传承并富厚亨廷顿遗留的身份政治命题。亨廷顿在从前期到后期的视角转换中逐渐明确地提出了身份危机的晚近命题。

亨廷顿诠释身份政治的宏图在最终作品中显而易见却未最终完成,也因此其为门生福山留下了统合“显性”与“隐性”之间““断层””的任务。在修正“历史终结论”的执念中福山一方面依托“显性”的方式提出并富厚国家建构的观点内在,另一方面他并未放弃在文化理念上对身份的“隐性”聚焦。

将文化理念的诉求视作现代国家与社会变迁的现实场景的缩影,是福山确立起成熟叙事的标志。托克维尔“自下而上”的国家观传统在其中若隐若现,然而福山对叙事“断层”的统合性实验,无法遮盖晚近历史社会学的叙事困窘。此困窘在于对现实感的试图靠近与文化守旧主义之间的矛盾。从前期的“兴高采烈”到后期的痛定思痛,福山的叙事折射泛起实场景中的社会变迁与浮出水面的美国现代国家能力缺失问题。

福山淡化的是“历史总结论”的空洞论调,在更为辽阔的历史社会学视域中试图使亨廷顿的命题走向成熟,然而却并未改变自身的原有看法,即认为其前期的“乐观论调”依然终将“立于终结之处”,变化的只有通往“终结处”的详细历程。因此,福山与亨廷顿一样,从未放弃文化守旧主义的狭隘态度,基于此态度的研究将无法解读多元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文化理念上的庞大趋向,从而无法真正掌握文化认同的现实性。由此可见,文化守旧主义的先验性价值将是晚近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贴近现实感的历程中需进一步克服的工具。参考文献:[1]王晴佳.历史的终结还是目的: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J].社会科学研究,2019(2):27-35.[2]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16,1-2,13-14,14,18,11,5,36,12,13,8,128,127,6,50.[3]Francis Fukuyama, 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1,91,7-8.[4]Henk E. S. Woldring,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December 1998, Volume 9, Issue 4, pp 363–373.[5]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mes T. Schleifer, Published by Liberty Fund, 2009,89,46,49.[6]李珒.民情与美国福利模式:基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9(1):171-175.[7]林红.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逆境及其应对[J].政治学研究,2019(4):30-41,125-126.[8]Richard Ned Lebow, The Politics and Business of Self-Interest from Tocqueville to Trump,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9][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切波.找回国家[M].方力维、莫瑞宜、黄琪轩等译,2009:42.[10]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55,1,87-89,8.[11][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书社,2005:25,119,121,148,1,98,90-91,27,3.[12]欧树军.亨廷顿:一个现实主义的守旧主义者[J].文化纵横,2019(3):122-131,143.[13]周凯.从亨廷顿到福山:西方政治衰败理论的生长及评价[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5(2):5-12.[14][美]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配合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书社,2011:45.[15]黄卫华,吴练达.福山历史终结论思考路径探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71-77.[16]张践明,马炯.福山“历史终结论”证伪[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1):123-127.[17]彭玉峰.唯物主义目的论与改变世界——哈特、奈格里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J].外洋理论动态,2018(4):66-74.[18]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M].New York: Foreign Affairs, 1993:31-32.[19]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Macmillan, Inc,1992:221,11,119-210.[20]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ress,2014:27,43.[21]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iticles/141729/francis-fukuyama/America-in-decay[22]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1,351.文章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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